„Die USA wollten wissen, warum sie einen Fehler gemacht haben“: Sinologe Ronald Egan spricht über die amerikanische China-Study im 20. Jahrhundert (“美国很想知道，为什么我们搞错了”——艾朗诺谈美国20世纪的中国研究). Southern Weekly, 20 Februar 2020.
作者：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龙健
责任编辑：宋宇 网络编辑：柔翡
文章最初于2020年2月2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网站上。
1970年代，美国汉学分得很清楚。一群人对政治和社会感兴趣，对现代中国感兴趣，是政治学专家；另一群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感兴趣。很少有谁两边都参加。这两群人彼此看不起。研究古代的，觉得研究现代的语言没有学习好，不仅文言文不会读，连现代的报纸都不会读，学问不怎么好。搞现代政治学的人，就觉得搞古代的那些人是书虫，一天到晚研究没用的东西。
在欧美，中国研究也叫“汉学”。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艾朗诺（Ronald Egan）则素有“汉学界的标杆”之称。如今，他已经与中国结缘五十年了。从“什么都不懂”到“可以翻译唐诗”再到“天天说中文”，他只用了两个夏天。
从说中文到了解中国，汉学大师们当然要更多的时间。正如汉学家柯马丁在北京演讲时所言：“世界上有很多中国，学术的中国、政治的中国，但对我最重要的是我老师的中国。”
艾朗诺与中国结缘，也与白先勇、卫德明和司礼义等老师息息相关。华盛顿大学的卫德明教授是德裔，在山东青岛长大。他讲课非常热情，抽烟，热情高涨，一节课下来黑板就写满了。偶有错字，其他中国同学都不说话，只有总迟到的陈毓贤举手：“老师，恐怕那个字写错了！”
几次下来，艾朗诺注意到这位女同学。陈毓贤是华侨，在台湾念过大学。她近年著文回忆往事，说自己本来不想做长远打算，但艾朗诺把脸一沉：“等到你做决定，我可能已不在了。”陈毓贤脱口而出：“那我们不如结婚！”两人结婚时邀请卫德明，但老师年事已高，没法参加。
“我在家不说中文，因为Susan（注：陈毓贤的英文名）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太多。”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，艾朗诺尽量讲汉语。研究古代中国的汉学家们在生活中通常文绉绉，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就习惯把“密西西比河”说成“密西西比川”。但艾朗诺的中文特别活：“青岛人好像很爱游泳，而且海水非常干净，我希望现在还是那么干净。那时候，男人除了泳裤之外脱得光光，就到海里去。”
艾朗诺十多年前就去过青岛，因为爱游泳，自己又在美国的海滨城市长大，对那里产生了天然的好感。如何理解“海”，东西方有不同的印象和传统。类似例子在20世纪比比皆是，有历史书写的原因，也出于冷战缘故。从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，照艾朗诺的话说，哪怕对于哈佛大学的美国学生，中国也像“月亮上的一个地方”。
2018年3月，艾朗诺再次前往山东讲学，指出李清照传统形象的可疑之处。人们过去习惯性地低估女性词人的创造力，曲解李清照诗词的内容。真能到青岛，他在学生时期是不敢想象的。当时，对中国感兴趣的美国学生只能去台湾，很难到中国其他地方。
以下为艾朗诺自述。
中国古诗有一种让西方人“没想到”的感觉
我1967年上大学，起初读英美文学，后来转到中文系。作为英美文学的学生，去上中文课程非常偶然。我必须选一门外语课，大学之前已经学了三四年法语，上大学不想继续。听说学校有中文课，就想去试试。
后来长期学习中文，也许最重要的原因是老师。我遇到了白先勇老师，当时很年轻，也许不到30岁。（注：白先勇当时刚满30岁。）1960年代他刚毕业，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书。他的演讲十分生动热情，上课也是这样子。虽然当时美国对中国没大兴趣，但他的学生却相当多。白先勇的个性风格很吸引人，不像一般学者态度比较严格正式。在课上，他把所有感情和热情都露了出来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特别关注我。跟他学了没多久，他就愿意私底下也见我。他问我：“你对中国古代诗歌有没有兴趣？”我说有，他就把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送给我，他小时候爸爸送的，就那么一本。我非常感动，没想到认识没多久的老师送我这么珍贵的一本书。我只好很用功地学习。
当时，汉语研究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不怎么发达，只有两年语言课。第二年语言课快结束时，白先勇老师问我夏天有什么安排，我说没什么安排。他每年夏天都回台北，就说：“我带你回台北，替你找个可以住的地方。不要一个人住，最好能跟一家人住。这样你必须天天说中文。”
他很快就找到了，那家人对我很热情，有两个兄弟，年纪跟我相仿。白先勇给我们找了三位老师（注：汪其楣、李元贞、陈真玲），一个学生对一个老师，每周见面两三个小时。老师关注不同主题：古诗、散文和绘画。他们是台大中文系的学生，后来至少两位毕业后在台大做教员。
白先勇老师没讲太多个人经历。他是广西人，小时候跟家人搬到上海，然后抗日，再之后退到台北去了……他都不讲，他讲我也不了解。我当时才19岁、20岁，中国现代史都不懂。他如果要讲，就是白讲了。
白先勇是谁？我当时不知道，至少不是真的知道。当然，30岁的白先勇不像后来那么有名，可他在台湾已经有名望，小说很流行。我当时是刚刚开始学习中文的学生，读一首唐诗就很不容易了，半天才能看懂。每个词都要看，还要查字典，很麻烦！
中国文化、中国传统、中国文学史……我那时什么都不懂。但我已经知道，中国古代诗歌对英语现代主义诗歌影响相当大。比如庞德、T·S·艾略特还有布鲁姆斯伯里这些人，也不敢说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多了解。他们也是好奇，通过日本、法国和意大利的学者知道一点点，看了一些翻译。
其实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误会和误解相当多，但没关系，重要的是感兴趣。受了他们的影响，我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感兴趣。一般的外国人，碰到中国文学比如唐诗，一方面觉得非常漂亮、非常动人，另一方面很容易欣赏。中国古诗跟英语诗歌很不一样，感觉很难解释，多半人接触中国古诗都非常喜欢，很扣人心弦。中国古诗有一种让西方人“没想到”的感觉，我们自己的文化中见不到。
那一年夏天念完之后，我还想继续学中文。我就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，那边中文方面很发达。
中国像在月亮上的一个地方
到华盛顿大学，我第一次遇到真正的汉学家，非常有学问。他们快70岁了，都快要退休。一个是德国人卫德明（Hellmut Wilhelm），是汉学家卫礼贤的儿子，教我中国历史和文学。卫礼贤是很要紧的学者，研究《易经》很有影响，在青岛做过传教士。
还有一个老师是比利时人司礼义（Paul Serruys），基督教神父。司礼义1930年代到中国，住了快二十年，而且在山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（注：应当指山西大同），不像一些外国人离不开北京、上海。他进入很传统的中国，对中国的传统、历史都非常了解。他好像一个人待着，没有跟一群人。传教之外，他也一直研究古代文法，是古文文法专家。
卫德明的学问非常了不起，上课非常热情，对学生非常好。我上他的课是1969年到1970年，1970年就毕业了。当时中国正在“文革”，美国人不可想象。中国像在月亮上的一个地方，没想到过我也会去。像我们学习中文的学生，没想到有一天会到中国（大陆）去。我学了三四年中文，没一次想过继续练习中文。当时，对中国大陆感兴趣的美国学生会去台湾或者日本。日本的汉学也相当发达。
1949年以后，一直到1977年到1978年，美国人根本不会想可以去中国（大陆）。有一些人愿意，但还是去不了。我们已经习惯了，至于总统尼克松去中国，对美国人来说非常意外。美国政府一直支持蒋介石，很多美国人没想到他会失败。
1950年代冷战开始，美国政府把一大笔钱交给美国最优秀的大学，去研究中国。所以汉学在美国并不是“文革”才突然很发达。美国很想知道，为什么我们搞错了。
妻子让我对中国女性更尊敬，更佩服
1970年代，我（在哈佛大学）做研究生时，美国汉学分成两部分，分得很清楚。一群人对政治和社会感兴趣，对现代中国感兴趣，是政治学专家；另一群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感兴趣。很少有谁两边都参加。这两群人彼此看不起。研究古代的，觉得研究现代的语言没学习好，文言文不会读，现代的报纸都不会读，学问不怎么好。搞现代政治学的人觉得搞古代那些人是书虫，一天到晚研究没用的东西。
现在不像以前分得那么清楚、那么严格了。从1950年代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人文方面全部在研究古代，当时没有什么好文学、好电影，至少很难找到。好的文学和电影1980年代才重新出来，所以很多研究人文的也注意到今天的中国。另外，现在美国学生去中国留学很容易了，那些研究政治的，中文也比以前好得多。
我在家不说中文，因为Susan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太多。她非常聪明、有思想，开朗、开放。对哪里的文化、语言都感兴趣。我认识她，让我对中国女性更尊敬、更佩服，但不敢说对我研究宋代女性有什么直接影响。我做女性研究，她也鼓励我。当然，作为男性研究女性，也是有一点例外。因为研究女性文学的通常是女性。她觉得很好，确实应该有男性也去研究。如果只是女性研究，人家总会有一点偏见。如果女性研究想要真正成熟，应该也有男性。不然，人家就不会重视它。
北美学术界，孙康宜在女性研究的贡献很大。她主要研究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，跟她年龄差不多的在研究“女性历史”，主要是明清时候。孙康宜培养出来的学生，或者影响到的比她年轻的学者，也很重要。可以说孙康宜是走在前面的，开头的这个贡献很要紧。
第一次看到中国人那么喜欢到海里游泳
你看，好漂亮啊，法兰克福的这些德国风格建筑。是旧的吗？哦，后来（注：指“二战”结束后）新修的，也很漂亮。
青岛也有德国人修的漂亮房子。我们到青岛是十多年前，印象也非常好，海鲜吃得非常高兴。我本来就非常喜欢游泳，而且我出生长大就在海边。我不太喜欢游泳池，到青岛虽然才待三四天，但我天天到海边游泳。
我没想到青岛人也非常喜欢游泳。很多人都跳到海里，甚至从比较高的地方跳。我以为，一般来说中国人小时候没机会游泳。青岛人好像很爱游泳，而且海水非常干净，我希望现在还是那么干净。那时候，男人除了泳裤之外脱得光光，就到海里去。现在有的青岛人包得严严实实，只露眼睛？当时我倒没见过。
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那么喜欢到海里游泳。为什么中国人爱游泳对我来说很特别呢？这不好说，中国文化不像西方：在欧洲，对出海的向往，早些时候就很普遍；爱海、写海的文学就更多了。中国当然也有，广东福建出海的人当然也很多。但不像在希腊、法国、西班牙、葡萄牙那样，不像爱尔兰和英国，有那么大比例靠海为生的人。那些地方人口很大一部分就在海边，中国不是。我说的是历史上的，住在海边的人不多。比如说国内、内地。国土不会靠近海，更靠近中央。
苏轼被贬到海边去，他在广东和海南写诗词。你要问我：“在过去，写海的诗人比较多因为政治不幸吗？”对，我还记得欧阳修有一句话。他说，且不用说坐船会晕，在大陆，光是看到船就晕了。
我的老师卫德明就在青岛长大。我最深的印象是他上课的样子，非常生动。但作为学者，他写的学术文章并不很多。他那一代很有学问的学者，不像今天的教授拼命写文章出书，一辈子写一两本书就已经很好了。不像今天的教授每五六年就要出一本书，并不都是自己想出，而是学校要求。到退休年龄，就一大堆书。我们的行业改变了，不光是汉学领域，美国整个人文领域都是这个样子。
当然很容易批评。现在出来很多学术书籍，说实话应该只是一篇文章，不应该变成四五百页的书。卫德明那一代的学者，有人花了好多功夫就为写好一篇文章，三四十页。能登在很受尊敬的学刊，就很得意了。现在出一篇文章，没有人管你；写文章没什么用，得出书。和上一代的情况很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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